为什么人们认为国家欠他们:服务,钱,还是象征性的行为识别?为什么政府及其官员认为他们甚至有能力和义务介入人们的生活吗?导致这种预期和假设什么?和这些期望和假设的含义是什么意思(或者我们应该说,“内容”)的国家和国籍,特别是在关键时刻,当一方的生存依赖于其他?这些是主要的问题,激发我的研究历史上的哈布斯堡帝国末期和战后的欧洲中部。
我的书,受害者的状态:战争和福利在奥地利,1868 - 1925(纽约:牛津大学出版社,2022年),是一个分析的奥地利国家(第一帝国/哈普斯堡皇室然后小共和党)和社会解决焊接在一个时代的人类和社会后果的全民兵役,民主化的政治文化,总计战争动员。具体来说,它侧重于政治伤残退伍军人的福利和死去的士兵的家属生存(所谓的战争受害者)之前,期间和之后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受到密切关注的行为和政府官员之间的相互作用和草根战争受害者维权人士,项目结合政治和社会历史图表的出现一种特殊的国家和一个新的公民身份的概念(及实践)的背景下跨国政治,战争,革命。
另外两个研究项目正在进行中。一是关于难民声称或别无选择成为“奥地利”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谁让他们“奥地利”?另一个是关于政治庇护、法律和秩序在革命维也纳。在台湾长大,在美国接受研究生教育在欧洲,做研究,我也很感兴趣的社会保险系统的崛起在欧洲和东亚从跨国的角度来看。我对棒球作为国际和跨国的历史发展。